梅新育：中国外贸的欣慰与忧患
前言：
本文以《中国外贸出口竞争力正在恢复》为题刊发于今天（2017.5.10）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篇幅限制，发布时删节近千字。在这里发出完整原稿全文。
要点：
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人口1/6强、且区域发展落差明显的大国，我们的就业机会不可能指望完全依靠所谓高端产业，我们的高端产业也不可能指望完全建立在国外的所谓低端产业基础之上；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其服务的对象归根结底很大一部分还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初级产品行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出口产业目标应当是传统产业固本培元，新兴产业力争上游不断升级，两者不可偏废。
中国制造业出口全面增长的基础是中国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成就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进步。产业升级的进步国内外有目共睹，产业转移的长足发展也毫不逊色，这一点在手机产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对韩国、台湾地区进出口增幅都是两位数，表明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性生产、出口基地是稳定可靠的，不受政治波动干扰。
中国外贸中潜在的忧患：
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仍高，特别是一些初级产品出口国，去年的初级产品行情今年能够持续吗？
我们与某些“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高增长是否源于中国对其股权、债权投资的高增长？如果是，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吗？
由于中国经济的目标已经从单纯的“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与全力以赴力图赶超中国的后发竞争对手国家贸易该如何开展才能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2017.5.10
就总体而言，一季度外贸数据堪称靓丽：出口4.57万亿元，增长14.7%；进口3.85万亿元，增长27.8%，且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比重比2016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达到56.5%，贸易方式结构继续保持优化态势。尽管一季度贸易顺差（7150亿元）同比缩小26.2%，对GDP增长的直接账面贡献貌似下降，但通过开拓出口市场和扩大利用海外资源，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是上升的。而且，考虑到贸易顺差同比降幅缩小趋势（一季度同比下降35.7%而前4个月同比降幅26.2%），外贸对GDP增长的直接账面贡献也呈改善态势。考虑到中国没有开展汇率倾销，而是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出口能够实现如此增幅，更足可珍贵。同时，外贸态势较好，也有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削弱“羊群行为”式资本外逃的动机。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更多亮点：
前4个月外贸数据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出口增长遍及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传统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和机电产品等主要商品门类。1—4月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8.3%，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12.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高增长的好处自不待言，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人口1/6强、且区域发展落差明显的大国，我们的就业机会不可能指望完全依靠所谓高端产业，我们的高端产业也不可能指望完全建立在国外的所谓低端产业基础之上；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其服务的对象归根结底很大一部分还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初级产品行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出口产业目标应当是传统产业固本培元，新兴产业力争上游不断升级，两者不可偏废。
有鉴于此，1—4月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两位数增幅、且比一季度同比增幅上升1.7个百分点令人颇为欣慰，它表明在劳动力、土地等项成本已经处于相对劣势的压力之下，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调整颇有成效，依靠本行业自身和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优势、依靠不断提升的质量消化掉了很大一部分成本劣势，在国际市场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更令人欣慰的是前4个月农产品出口8.3%的增幅，比一季度同比增幅（7.2%）又提高了1.1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中小农生产方式占比较大，种植业中小农生产占比尤为突出，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本来就存在某些先天劣势，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相对于北美、澳大利亚、南美大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先天劣势尤为突出；随着非农部门就业机会增多和薪酬大幅度上涨，农业部门劳动力成本上升，许多农产品正在快速丧失国际竞争力，面临进口同类产品越来越强烈的竞争，而为了保证下游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竞争力，我们对农产品的保护程度总体上只会日益降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产品进口正在快速增长。2010—2016年间，中国进口总额从13962亿美元上升至15874亿美元，增长13.7%；同期农产品进口额从719亿美元上升至1106亿美元，增长53.8%。今年一季度，农产品进口额2714亿元，同比增长24.0%。
在这样的环境下，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从489亿美元上升至726亿美元（4793亿元），增长48%；在以人民币计价去年全年增长9.9%、1—4月增长9.0%（一季度增长9.8%）的基数上，今年前4个月仍能继续保持同比显著增长，表明我国农业在开放环境下的调整取得了较大成果，我国有希望在开放环境下保障农业安全，避免农村凋敝。
中国制造业出口全面增长的基础是中国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成就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进步。产业升级的进步国内外有目共睹，产业转移的长足发展也毫不逊色，这一点在手机产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是全世界占压倒多数的第一手机生产大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以至于当年奥巴马询问乔布斯能否将苹果生产转移回到美国时，乔布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能”，原因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产业配套优势。今年前4个月我国手机及其零件出口3039亿元，同比增长17.9%（一季度同比增长21.1%），而与数年前相比，中国手机生产已经大量转移到中部和西南：
2009年，全国手机总产量61924.5万台，各省市手机产量前五名是：北京，21355.3万台；广东，18091.8万台；天津，8558.7万台；山东，5454.6万台；浙江，2777.7万台；江苏，2044.7万台。[①]
2016年，全国手机总产量上升到了226108.7万台，比2009年增长265%，各省市手机产量前五名排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广东，96430.4万台，增长433%；重庆，从2009年的374.9万台猛增至28708.4万台，增长76.58倍；河南，从2009年的0暴增至25919.5万台；贵州，从2009年的118.2万台猛增至13031.3万台，增长109.25倍；江西，从2009年的590.9万台上升至7413.9万台，增长11.55倍；湖北，从2009年的831.5万台增长至6220.7万台，增长648%。安徽手机整机产量虽然尚未进入全国前十名，但也达到了1836.5万台，比2009年的12.1万台增长151倍之多，手机零部件生产的增长同样显著。与这些手机产量猛增的省份相比，昔日的地方冠军北京产量已经锐减至6923.9万台，天津产量下降至4973.5万台，山东产量微增至6082.5万台，浙江增长至5099.6万台，江苏增长至5352.4万台。[②]长江经济带省市工业生产和出口增长近几年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手机生产的增长就是其缩影。
中国产业转移的成功反映了中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优势。理论上，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能够利用中西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巩固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同时拉动中西部经济发展。我上月考察安徽淮北市，在这个传统的煤炭工业城市、国家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曾经以采煤塌陷区数十万亩闻名的地方，我多少有些意外地看到了生产手机线性振动马达的金龙机电工厂，金龙机电占全世界手机线性振动马达市场约1/4份额，在淮北的这家工厂现在员工已经突破3000，计划扩大规模向万人大厂发展。而这种转移得以成功，基础在于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中西部要靠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国际性产业转移竞争中胜出，东部还要巩固、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优势。全球三大航运联盟之一“THE联盟”旗下“商船三井成就”轮（MOL Triumph）是全世界最大集装箱船，载箱能力20170标准箱（TEU），是全世界第一艘两万箱级集装箱船，把国际集装箱运输行业带入了2万标准箱的航海新时代，这条船3月27日正式交付使用后就被安排到“大连—欧洲”航线，沿途停靠天津、洋山、宁波-舟山、盐田等国内主要港口，表明国内港口设施及其运营效率比国外港口有优势，所以不是安排在其它制成品出口大国的航线上。而这类能源效率、规模经济和环保性能均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船舶优先安排在中国外贸航线上，又会加强中国外贸运输方面的优势。
前4个月外贸数据的国别/地区分布同样亮点不少，我们对美国、欧盟、东盟、日本、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均出现了两位数增长，最突出的亮点是对韩国、台湾地区贸易数据，进出口增幅也都是两位数，表明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性生产、出口基地是稳定可靠的，不受政治波动干扰。
众所周知，自从去年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两岸关系已经急剧恶化，大陆赴台游客锐减，已经对台湾旅游业产生了巨大压力；韩国同意部署美国“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也在中国大陆社会激起了抗议韩国、抵制韩国消费品和旅游的浪潮。毫无疑问，中国大陆民众有自发抵制台湾和韩国消费品、旅游、娱乐产品的自由权利，这是民众意气血性表现，而且有助于民众发泄排遣平时积累的心理怨气，这种心理减压对社会稳定总体而言是有好处的；因此，对民众自发抵制行为，在确保秩序情况下，政府不宜过多直接阻拦。但是，作为全球性生产和出口基地，中国大陆从台湾、韩国进口的大头还是属于跨境产业链范畴，包括大量我们不能满足大陆内部生产需求的零部件、中间产品、原材料、生产设备，等等，如果这部分贸易受到政治风波干扰，如果在中国大陆的台资、韩资出口企业、制造业企业的安全与正常生产秩序受到冲击，那对我们没有好处，将明显损害我们作为制造业最佳投资地的声誉和环境。
基于上述认识，审视前4个月对台湾地区和韩国贸易数据，对台湾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18.7%；对韩国出口增长21.0%，进口增长17.6%；这表明我们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出口没有受到明显损害，我们与台湾地区、韩国之间的跨境产业链没有受到政治波动的干扰冲击。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国内外投资者可以放心在中国大陆安排布局生产制造，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认识是清醒的，保障商业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措施也是切实有力的；而把这个道理向中国大陆公众说清楚，也有助于保证我们的抵制行动理性，避免自伤。
前4个月外贸的良好态势已经明显改善了市场预期。3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40.2，在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之后与上月持平，其中网络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月我国出口经理人指数回升2.2至43.8；新增出口订单指数、经理人信心指数、企业综合成本指数分别回升2.2、3、0.4至46.4、50.9、22。4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40.7，环比回升0.5，其中网络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月，我国出口经理人指数回升1至44.8；新增出口订单指数、企业综合成本指数分别回升1.8、1.2至48.2、23.2，出口经理人信心指数回落0.4至50.5。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外贸中潜在的忧患。
首先是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仍高，特别是一些初级产品出口国，我们与其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去年初级产品行情的大幅度反弹，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国民收入和进口能力。然而，去年的初级产品行情今年能够持续吗？对此不宜过分乐观。毕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美国货币政策收紧，页岩油、页岩气技术进步，对于初级产品行情都是利空因素。
其次，我们与某些“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高增长是否源于中国对其股权、债权投资的高增长？如果是，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吗？某些国家、某些领域的情况不宜过分乐观。不错，由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我们有能力通过投资来稳定一些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进而稳定、提升对其贸易；但某些国家、某些领域的投资回收期较长，其偿还能力不确定性较大，且某些国家思维方式尚未适应全球性招商引资竞争的需求，没有理解“千金买马骨”的中国智慧，没有充分考虑通过改善商业环境、给予投资者较好回报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者更多地到来，而是企图通过政治游说，人为压低中国投资者的收益率，甚至压低到亏损地步，这种“一锤子买卖”思维方式不改，他们吸引投资、增加进口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给我们带来额外的金融风险。
同时，我们与印度、越南等国的贸易增长也相当快，前4个月对印度出口同比增长25.0%（一季度同比增长21.2%），自印度进口同比增长54.0%（一季度同比增长57.9%）。从长期来看，由于中国经济的目标已经从单纯的“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与全力以赴力图赶超中国的后发竞争对手国家贸易该如何开展才能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初稿2017.5.5，修订2017.5.9，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第14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7.01）》，第13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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